2016兩會代表委員座談會之商事制度改革：應對經濟下行的特殊支撐

活動時間：17日晚7-9點

活動地點：搜狐媒體大廈

活動嘉賓：

何寄華：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長；王  馨：全國人大代表，鼎泰集團董事長；王  芬：小微律政創始人兼CEO；王  涌：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學院教授；韓德云：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律師協會會長；主持人：秦旭東，中國政法大學公共決策中心研究員；秦旭東（中政大公共決策中心研究員）：

秦旭東（中政大公共決策中心研究員）

韓律師談了很多商事制度改革的成效，但是總的發現還有很多監管理念需要升級，細化起來還有很多，提出了很多現實的問題。非常感謝五位嘉賓談的很全面。前面幾位嘉賓對后面嘉賓的發言進行補充。

何寄華（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長）

我聽了四位嘉賓的發言很受啟發，大家講的非常對。商事制度改革關鍵是理念的轉變，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保障。第二，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是基礎性的改革。涉及到制度的配套問題。

王總講的事，服務機構，既代表政府相關部門政策的落實，制度的落地，又為企業經營創業提供一整套的服務，把準了問題。

我們做工作過程中也碰到這些問題，如果只有一個名稱，一個企業就賦予它一個代碼，有了這個碼就可以注冊，退出了重新來，就像車牌號碼一樣。

王總的失信有很多其它問題，包括政府的失信問題，也有這個問題。但是政府投資各個地方都有規定，每個項目70%以上的經營費用，80%以上的經營費要到位，才能開工，都有規定的。我很受啟發。

王馨（全國人大代表，鼎泰集團董事長）

如果交了土地拍賣資金，到最后拆遷不了，資金也沒有及時退還，遲遲拆遷不了，過了補償時間四年或者五年，這種情況呢？

何寄華（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長）

這種情況有，這就不是政府項目了。政府拆遷是政府，現在有些制度改變了，現在拆完再拍賣。現在不一樣了，制度改變了。

王馨（全國人大代表，鼎泰集團董事長）

基本上這個問題以后就沒有了？

何寄華（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長）

以后沒有了。

王馨（全國人大代表，鼎泰集團董事長）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了，企業欠農民工的薪水，就應該讓這個企業上黑名單，它下，后面就不應該再有經營資格或者再競拍項目的資格。

秦旭東（中政大公共決策中心研究員）

王總提到企業信用懲罰機制，類似去銀行貸款，如果有不良記錄就會影響。信用是有連鎖的，我記得以前有媒體專門報道欠農民工薪的問題。很多企業墊資，一連串的債務，甚至牽扯到政府。這里有很多系統問題。

何寄華（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長）

這里比較復雜，層層分包，不規范分包問題，不是這個項目甲方的問題，項目分幾個層級。

秦旭東（中政大公共決策中心研究員）

應該說涉及到大的層面，制度是基礎設施的問題。商事制度改革很重要的層面，政府權力和市場邊界，和市場主體權力之間的劃分。

如下登記成為一個公司或者進入市場看似門檻提高了，還涉及到行政許可，有些領域政府監管，這兩年有一個新的狀態，互聯網起來以后推動了很多新的現象，大眾創新，分不清到底要不要政府行政許可。

王老師說的安全和效率之間分界的問題，比如前兩年的互聯網金融發展很快，這段時間出現了很多問題，監管馬上又變了，關于P2P，跟互聯網金融有關的公司直接不登記了，沒有法律規定，但現實操作有這樣一個不穩定的變化。

韓德云（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律協會長）

這還是政府關聯的問題，市場本身的信用應該由市場主體本身建立。傳統的計劃經濟是由政府去擔保市場主體的資格，以及它的信用，嚴格審查資格已經賦予它政府的信用。

以后嚴格的繼續監管，也是想繼續追加政府擔保在里面，政府的信用在里面，我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市場主體信用首先要靠市場本身建立信用。

第二，政府信用是政府的信用，政府信用在商事制度改革當中，應該把政府信用和為企業相關聯的信用降的更低一點，這樣市場才能更寬松。

但是這里出現一個問題，如果政府放寬準入，該審的都不審了，最簡單的實繳制變成認繳制以后，企業虛報注冊資本，資本大，資本金多少與我沒關系，如果公司是認繳制以后，一點意義沒有，從另外一個角度考察企業信用，而不是看登記制度。

相關的配套，制度還沒有相應的改革，政府的觀念沒有做相應的改革，比如名稱的問題，為什么名稱不準用中國、中華等等，政府同意用這個名稱以后，感覺老百姓以及其它市場第三方，和企業打交道的覺得不得了，這是全國性的大公司。

如果前面的字號加了限制，本身就是小公司，以前注冊資本金要一個億、五千萬，這是一個原理，還是賦予政府擔保。第二，體現了嚴重的對市場主體的歧視，不是登記制的問題。

我們國家最典型的就是所有制歧視，如果是國有企業基本想起什么名字就起什么名字，天下的名字都是你的。但如果不是國有企業，想起全國性的名字，不行。

起一個總公司，不行。制度本身的安排已經體現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區別，非常有歧視。全中國叫中華、中國的是國有的還是私有的多，數一數，算一算。

第二，在其他領域投資范圍也是這樣的，如果主體是公有制，基本上可以不受限制，前提是公有制，政府是投資人，是政府開的公司，市場其它主體，和它打交道的，就會產生惡性循環，為什么現在出現大量的騙貸事件，大家反過來都找政府，是政府批的，甚至找電視，打了廣告就應該對它做的事負責，其實是兩回事。

說明我們還處在慣性當中，一個是政府處在嚴格監管的慣性當中，不愿意放手。第二，市場相關第三方也處在一個慣性當中，寄希望于政府的嚴格審批和把關，來讓它產生信用，美國所有的公司，環球什么的，隨便起，只要名字不一樣，都無所謂。

如果和市場主體發生關系打交道，我會從進資調查、資產負債、市場信用各方面考察做判斷，而不是取決于名稱，而不取決于政府發了什么執照，執照政府沒有任何擔保在里面，沒有任何政府信用附在里面，還需要相當的時間，即使政府想改，老百姓不答應。

商事制度改革過程當中，另外一個省，一個村的人到他那里去，利用商事制度改革制度，一下設了300家公司，名字大同小異，但是都有投資兩個字，就用這300家公司，不需要實繳資本，詐騙，每家公司騙300萬，最后一查，股東全是一撥人，一個村的，利用這個制度本身。

一方面政府要降低市場準入門檻，讓市場準入更方便，第二，與這些主體打交道的老百姓也好，其它市場主體也好，必須重新學會怎么判斷打交道的企業的信用。

政府的信用，從省名稱到資本金，再到經營范圍，它越少，社會其它各方與這個主體打交道的人就越知道風險會很大，就像今天市場主體改革說萬眾創業，不是人人創業，萬眾辦公司不是人人辦公司，現在去辦一個公司，等兩天不能注銷。

有事的時候才發現，有人找你了，麻煩了，同樣會有風險，和股市一樣，人人都可以炒股，期待一個公司，我就可以把錢從銀行里取出來放到投資公司，比銀行利息高，這個公司是政府審批的，在在這個過程當中，不光是政府機關要改變觀念，還要降低門檻，減少審批，減少政府信用和企業信用。

和市場主體打交道的相關各方，必須學會用新的方式，新的思維去判斷打交道的對方究竟是有信用的還是沒有信用的。

秦旭東（中政大公共決策中心研究員）

非常感謝韓律師，政府把權力交給市場，市場上每一個主體權力大了，但是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所謂的風險教育、提高就業能力等等。

提到牌照問題，問問王老師，行政許可，在新的領域先入者進入，后期政府開始發牌照，發到一定程度進行數量管制，不發了。先進去以后，牌照本身變成很大的資源，后期的如果想進入就要買牌照，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許可本身的意義，也造成了很多不公平。

王涌（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學院教授）

這是行政管制和行政管理最需要反思的最核心的問題。今天探討的商事登記或者商事制度改革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政府承擔的職能到底是什么，有什么辦法來立足市場。

以前的思路都是要么嚴格管制，要么不管，二極化的思維，要么不管，要么嚴管，這種思維是行政管理哲學的基礎思維。

比較高級的思維，應該重新定位和反思政府除了許可和不許可之外，還有沒有第三條路走，或者還有沒有更高層次的競爭，用一句話歸納，政府今后在市場管理方面，更多的應該朝向市場提供公共品這個角度發展，這才是李克強總理提倡的全民創業、創新，政府所應當定位的非常重要的職能。

如果采用這種思維，所謂絕對許可的思維就會發生變化，舉一個例子，比如P2P，在法律上實際上是一個民間集資的問題。民間集資，分公募和私募。

私募，我們國家的標準太低，按照最高檢最高法定義的私募門檻太低，只有許可和不許可嗎？難道沒有第三條道路嗎？完全是有的，第三條道路既不是完全放開，也不是所有的禁止發牌照。

如果一發牌照，我們就走回老路了，這個領域、這個行業一下產生新的壟斷行業，新的壟斷行業危害性大家都知道，第一是危害競爭，第二是導致腐敗，第三是遏制市場的活力，肯定不能走這條路。

應該是第三條路，提供公共品。公共品是什么？基本上還是應該處在放開和許可，可以采用注冊，比如很多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對于民間集資可以采用注冊制，到政府有關部門注冊，這個注冊不是許可、不許可，強制信息披露。

如果采用這種方法，實際上政府在這種管制的方法，向市場提供公共品，通過政府的強制，使得向市場提供信用信息了。

提供信用信息的時候就會發現老百姓不大可能上當受騙，要是我去投資E租寶，我會問你到政府那兒注冊，E租寶說我沒注冊，那我干嗎信任你，如果說注冊，你就說應該有信息披露，給你一個假的你一下就發現了。

E租寶面對投資人完全是承諾，我們會達到什么程度，投資人要想拿到真實的信息是非常困難的。這種混沌的信息缺失的世界里，這種詐騙就會經常發生。

我認為在新時代中國的商事制度改革，政府應該重新定位，第一，在不需要進行壟斷的行業，應該完全采用不許可的態度，這是行政許可法的基本原則，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

在不壟斷、不許可的領域，我們應該更多的行業建構起政府提供公共品，強制進行信息披露，特別是涉及到金融領域，都采用這種方法。

我們現在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應該更多的朝這個方向發展，提供公共品。這個公共品是什么？很大一部分是信息，還有其它公共品是服務。

一個國家全民創業熱潮是否能夠有效率的發展起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所提供的服務，這才是一個方向。

另外，這次商事登記制度改革以及全民創業，李克強總理所提出來的政府工作職能的重大改變，也使我們反思長期研究的商事的基本制度，真是需要徹底反思和進行研究。

比如企業名稱登記條例，可能是90年代的條例，雖然是一個條例，現在過去這么長時間了，從來沒有人提出對它反思，其它國家進行嚴格的規定，這種制度我們需要徹底的反思，需要政府職能的新思維、新哲學反觀我們習以為常的已經墨守陳規的這么多年的既定制度，確實是值得的。

另外還有設計公司，比如有一種公司登記提供一種服務五叫“貨架上的公司”，很多服務機構，包括小微師政，自己先登記一個公司，登記幾千個，有的客戶要來，一天之內就拿下，企業名稱等等，就像一個貨架一樣，你來了，把這個營業執照拿走，把那個營業執照拿走，為什么在英美國家非常普遍呢？

為什么符合市場需求呢？說明商人確實需要一種快捷的登記手段，這個東西又需要我們國家法律上跟上，因為拿一個殼公司，后面是一屁股債，沒有公法的保障也不行。

登記完之后，放到工商局存檔，工商局說可以賣，小微律政又有一個盈利空間核心的業務，這樣整個制度就會一體化的發展起來。道路很多，關鍵是我們的思維一定要發生改變。

何寄華（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長）

這樣又會產生新的問題，肯定有新的問題。當然您講的是一個思路。

秦旭東（中政大公共決策中心研究員）

改革就是有新的思路提出，再有新的方法。

何寄華（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長）

規定準許，創業應該按照先準入再規范，誰違法誰擔責，追誰的責任，也是一個改革的過渡時期，是大家的理念轉變，不光是政府的理念轉變，不會一出事就找到政府來，依法來維護權益，大家都有理念的轉變，法律的完善，最好有公共平臺的共享，各方面的平臺。

王芬（小微律政創始人兼CEO）

這就是小微律政想做的事，無論是法律解讀也好，對專業人士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根本讀不懂，或者讀懂不知道怎么用，還有很多政策、法規、法律，還有政府機關臨時性的調整通知，其實普通企業很難有渠道，或者很難及時了解到這些情況。

中間如果有一個平臺，能把這些知識不斷在上面沉淀、更新，能夠引導企業合規，另外一方面，能夠把政府的政策、聲音真實的傳遞出去，現在政策不透明也是很大的問題。

秦旭東（中政大公共決策中心研究員）

公共服務一個一個是服務，還有一個是信息。政府不要把所有的事，市場主體自己的選擇，形成行業自律，或者專門機構的專門服務等等，在最基礎的公共服務之上，更多元的生態，整個市場的活力就激發起來了。非常感謝五位嘉賓的分享。下面把機會留給今天在場的媒體朋友，包括在線的網友。

提問：

我是《民主與法制時報》的記者。2016年開始形成了互聯網創業界第一個比較火的話題，就是淘寶網店是否登記的問題。

關于網店的登記，一個比較核心的要素，也是學界和實務界爭議的問題，什么是營業。有可能在學界中有一個持續經營的行為。但是持續經營的行為是怎么判斷？

并沒有達成共識。我曾經在網上看到一個教授寫過一篇文章，您是否認為一個農村的村民在地里的二斤黃瓜，拉到集市上賣，是否構成一次性經營行為，賣十次八次是否構成經營行為，這個農戶是否要注冊一個店呢？經營的概念，從政府的角度、學界的角度如何界定具體細節上的問題。

王涌（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學院教授）

涉及到基本概念的問題。如果構成營業，是不是一定要登記？這是一個問題。另外還有一個基本的問題，怎樣構成營業？第三個問題，如果不登記，法律后果是什么？

第一，怎樣才能構成營業？現在沒有商法典，在中國的法律當中，找不到一部法律對什么叫營業進行定義。可以看到國務院非法經營取締條例，也沒有說什么叫經營，國家公務員法、法官法說不得從事盈利性的經營活動，也沒有說經營是什么意思，涉及到黑車，叫非法營運，什么叫營運也沒有加以定義。

一般法理上說持續性的以盈利為目的，并且是公開的就構成營業。營業是否一定要登記？不一定。我這里說的登記是指商主體登記。在德國，至少有兩類構成營業但不要登記，比如小營業者，規模很小，是自由登記的。

另外還有就是農民，類似于農業的，要說農業，廣大農民個個都是營業者，因為他在不斷生產糧食，生產農作物，每天去賣，也成商人了，即使在德國也不需要登記，是自由登記，即使構成營業，有些特殊的，也不一定需要登記。

在我們國家的法律，像無照經營取締條例，按照現在執法的一般規定，要是有公開的擺一個攤位，肯定是無照經營，在街上城管肯定要抓你。

如果有一個網店，雖然是虛擬實體，基本上跟街邊的攤位是同等對待的。這里有一個法律的追問，一定要登記嗎？

法律哪一條是這樣規定的，除非對無照經營取締條例進行解釋，才能得出這個結論，但實際上這個解釋依然有空間。小營業者和農民實質上構成營業，但也不一定要進行登記。

第三，不登記的法律后果是什么？當然可以取締，如果認為是構成的話。關于網店是不是一定要登記？我的看法是現在接近上千萬的店主，相當比例是屬于小營業者，應該持相對寬容的態度，不必要強求登記。

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一，強求之后，法律后果到底是什么？是全部取締嗎？第二，有相當大的比例，嚴格說來不一定構成營業，有的是利用業余時間，不構成持續性的，有的甚至是買賣自己的貨物，也占很大的比例。即使不登記，相關的稅要不要繳，稅肯定還是要繳的。

但是這個問題在我們這兒又是一個灰色地帶。實際上這部分稅要不要進行豁免，或者要不要進行事實上的豁免？很多人為什么不愿意登記呢？

可能因為登記之后，這種信息暴露出來之后，可能會產生一系列法律上的負擔，而且對于登記之后所產生的法律權益反而很小，所以在目前的情況下，既然是萬眾創新，互聯網網店又是一個新興事物，而且本身有一種讓他登記強大的驅動力。

到一定的規模自然去登記，即使如此，不如讓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約束，沒有必要像有些工商部門在春節前公開宣揚，說網店不登記的局面不能再維持下去了，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可以更長時間觀察。

何寄華（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長）

讓我回答這個問題，一個是有買賣肯定就是經營，有經營就應該有約束，這是一句話。第二句話，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期，一系列優惠政策的情況下，有多少需要強制性的辦照、辦證、登記？

也很難。第三，網店這個事，電子商務肯定是方向，是潮流，誰也擋不住。電子商務肯定需要規范。如果注冊，去搞工商登記，對將來做出規模、做出品牌、培育優勢、肯定是有好處的。

如果沒注冊，沒有登記，違法、違規，產生了相應的社會負面作用，該承擔責任的，一樣要承擔責任。能夠登記就不登記，覺得不用登記，不登記也行。

但是必須拿出一個辦法出來，必須有一個游戲規則，同時登記必須是非常便捷的、低成本或者無成本的，這種注冊也行。這種配套的服務、登記，一些無償、配套、優質的服務，或者零距離的服務跟上。

王涌（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學院教授）

如果工商登記能夠創新出一種簡捷的網上登記，國外商事登記就是通過網站、網絡。

秦旭東（中政大公共決策中心研究員）

交給社會的服務機構。

王涌（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學院教授）

淘寶網上面有七八百萬店主沒有登記，如果在淘寶網上登記，那就捆綁在一起，現在最低的就是個體工商戶，負擔也不重，包括稅也不是很重。這個說明什么呢？

說明兩個可能性，第一，很多淘寶網店主是處在嘗試或摸索創業階段，并沒有確定要干下去。第二，他覺得到工商部門登記，成本和負擔還是重，還要去請人，他本來就賺不了多少錢，還要花一兩千塊錢辦照，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淘寶網的店主并不一定了解工商登記的知識，信息是缺乏的，構成了不登記的僵局。既然有這些原則，可以適當的放寬，進一步觀察。如果真是涉及到違法，我們有相關的法律法規，我們有刑法、消費者權益法。

提問：

因為我們是國家工商總局主管的報紙，所以對基層的公安干部的動向有些了解。據我們所知，現在基層工商執法人員很大一部分精力分攤在年報和建設全國一張網，工商部門一直在推進企業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專家和人大代表如何看待兼顧公開需要和個人隱私權保護這個問題？謝謝。

韓德云（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律協會長）

我來回答。工商系統在商事改革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形成信用系統的建設。企業信用系統建設，按照工商總局的考慮，大概會做四個方面的信息匯集。

一個是企業本身的注冊，第二是企業許可，其它部門登記的信息。第三是受到懲罰、處罰或者是所謂違章違紀的信息。把這些信息我們會做成一張網，讓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不受行政條塊分割，也不受地域的限制，如果要查廣東的信用不需要到廣東去，在這兒就可以看。

我覺得這個工作是一項非常大的工程，但是這個大的工程我覺得一點問題沒有，非常簡單。真正的問題是涉及到都負有監管職責的行政部門，每一個行政部門都覺得我對企業有監管職責。

工商局的有批你的，管你的經營，是不是合法經營，以及最后要注銷還是怎么樣，稅務說我要看你是不是照章納稅，食品說你賣的食品是不是衛生等等，所有的部門都覺得我負有監管職責，所以這些信息的匯總，最大的難題可能是在于從工商總局來看，怎么協調其它部門的信息。

現在看很多國家對工商執照的信息登記，一個部門登記的信息，所有部門會共享，不需要在這個部門登記之后再跑到其它部門。為什么講三證合一？

在這個地方辦照，還得從其它地方辦一個證。作為一個總體來講，這個協調和職權的調配我估計是最難的，技術上一點問題都沒有。給一個企業一個碼太簡單的事。

但以前這個碼不是工商給的，是技術監督局給的，現在合起來，其實就是他們之間的職責調整分配合一了。要建一個網的關鍵問題，還是涉及到行政機構的改革，和市場主體沒有關系，和我也沒有關系，我在這里填一張表，所有部門用一遍就完了，為什么你們不拿去用呢？

你們之間有部門利益，不愿意和其它部門分享、共享，建一張網，大在哪里？大在行政機構的改革，核心還是這個問題。部門利益的重新調整和調配，就像我們講大部制，和所有部門合一個部門就完了。

美國沒有這么多部門，企業管得倒很好，為什么我們覺得不行，每出一個事必須有一個部門，下面還要執法，給他執法的權力，要有相應的執法程序。到大街上看哪里有這么多執法車？

每一個車都五花八門，都叫行政執法，衛生執法、電信執法，現在還有統計執法，所有的部門都在執法，執什么法？哪里有這么多法？內部協調一下，我們講叫行政綜合執法，這么多年就是做不到，在信息統一上面，一張網我是堅決支持。

工商總局原來是相對弱勢的部門，現在要變得比較強勢，如果由你統計，和其它機關之間怎么做信息的分配，全匯到你這里來就完了。

秦旭東（中政大公共決策中心研究員）

信息公示里面，有一部分涉及到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邊界。

韓德云（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律協會長）

不是商業利益的問題，如果法定要求公示，不該你的就不應該收集，不存在侵犯隱私的問題。真正產生的問題在哪里？

在這件事情上有錯，就應該要追責，讓你承擔責任，要終身對這個事情負責，從法律上來講很可怕，相當于如果一個企業在一件事情上發展錯了，這個信息信用公開以后，如果不能有效的被糾正，信用是變化的。

今天講信用的明天不一定講信用，今天不講信用的明天變得講信用，是動態的，所以要動態的反映變化。所以我對國家建企業信用系統，包括存儲等等做上去，還要打分，我對這個是比較懷疑的，為什么懷疑？它不符合市場規律。

我舉一個例子講，這么龐大的行政系統，我確實今天欠了民工工資，但是我確實沒錢，確實被人民法院判了，屬于“老賴”，但明天我還清了，需要把這個信息給我糾正一下，而且我現在的信用比以前更好，吸取了教訓，但是不能改，還得掛在那里，這種信息應該掛到什么時候？什么時候應該被消掉？

什么時候不消掉？不是又多了一個權嗎？所以我就會請求你幫我消掉，不消掉，老掛在那里，哪些該掛、哪些不該掛，理解不一樣。我被一個警察查到以后，錯誤的把我弄到派出所盤查了24小時，也把信息掛上去。

我是冤枉的，他也發現是冤枉的，要求改正，他一直掛在那里，如果政府從這個角度去監管信用，還是有一個傳統的思路，不是對私人隱私的保護，還是認為企業的信用政府要監管，要把政府信用追加在里面，這才是問題所在。

涉及到隱私的信用，我不給你，你就不可以公開了。但是我犯了錯，這不是我不給你的問題在你手上，你處罰了我。現在給我掛在那里，總不放下來，另外一個人犯的錯比我還大，結果不公開，舉一個例子，現在講黑名單，最典型的黑名單是什么？

行賄人的記錄要公開，有幾個公開的？行賄十萬的公開了，行賄一千萬的沒事，繼續還在那里行賄，為什么？

有一個尺度的問題，判決全部公開，這個判決寫了張三行賄多少，那個判決不寫，就寫某某某，也公開了。這里的尺度，我認為在企業信用制度的建立上，政府的信用和合企業的信用不能捆綁，要區別。這是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如果不捆綁以后，我的隱私信用不給你，不該你管的你不能管，我不告訴你，在這種情況下，市場行為要市場檢查和建立，一個企業信用高還是低，要由和他打交道的這些人按市場規則去判斷信用怎么樣，這樣他才會從市場的角度建立信用。

就像我們講淘寶網店登不登記，無非擔心第一，稅源的問題，第二是公平，如果稅源不在乎，就不需要登記。但是公平的問題，如果淘寶網店上做這么大買賣還不交稅，如果不是淘寶網店，換一個實體網店交的稅更重，不就把實體經濟毀掉了嗎？

公平問題怎么掌握？政府的邊線在哪里？在信用方面涉足這個邊線以后，剩下的由市場主體判斷。市場主體怎么判斷呢？選擇個體戶，可能稅還要重一點，但是方便、簡單，因為個體戶是按照個人所得稅上稅，我選擇合伙可能有好處，但是我自己的責任重一些，稅也會重一些，為什么選擇公司呢？

成本低，公司本來就是讓你去逃避風險、躲避風險的一種法定的方式，但是恰好這種方式也是向人家行騙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這兩者必須看它的利弊，市場的信用和政府的信用，包括一張網。

全國做一張網，也不要說看這個網就可以和這個企業打交道，照樣會出現在網上看企業信用很好的人，結果被它騙了，到工商總局讓他們賠錢，這是兩個事。私人本身的隱蔽信息，不屬于政府管的，就不要，我也不告訴你，這才是底線。

秦旭東（中政大公共決策中心研究員）

差不多兩個小時的討論非常充分，得到網友的廣泛關注。最后再次感謝五位嘉賓，同時感謝今天的主辦方《民主與法制時報》、搜狐網、小微律政、律政百人會和藍媒匯！（會議現場速記整理，未經審閱，部分內容可能存有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