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標爭議訴訟中舉證責任既有嚴格遵循前述原則性規定的一面，集中反映在舉證責任分配中，也有多變的一面，突出表現在舉證范圍上。

（一）商標爭議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由法律預先規定

舉證責任在法律預設的意義上不會在訴訟中發生變化。如上所述，行政訴訟中舉證責任的作用有三：啟動訴訟、推進訴訟以及解決案情不明的情形。就行政訴訟啟動而言，原告對商標裁定提出異議是必備條件，其主張責任是固有的。之后各方行為意義上舉證責任也是法律預設的，不會在不同主體間轉換，只是在履行順序上，原告提出主張即需履行提交證據的責任，被告接著提出主張和提交證據才能推動訴訟繼續進行，如此交替。需要注意，與理論上模型化的分析不完全相同，訴訟中法院對證據固然要逐一審查，但證據的認定則要綜合進行，所以實踐中原被告的舉證都是相對集中進行的，在舉證責任的履行上也不是如此界限分明，而是存在交叉。至于商標裁定行為合法性，只要被告不能予以確證，即會被法院認為案情不明而判決其敗訴，并不要求原告確證其不合法，即結果意義上證明責任固定由被告承擔，任何情況下也不會轉到原告一邊。

（二）原被告舉證范圍在法律中的規定并非始終如一

商標爭議行政訴訟中舉證范圍受舉證責任限制，如前所述，原則上兩者一致，但行政訴訟法也規定了多種可以突破的特殊情況。

1.被告對商標裁定行為履行舉證責任的范圍限于行政程序的范圍

在訴訟過程中，被告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且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即被告不能在法律規定之外舉證。只要是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為具體行政行為依據的證據，法院均不予認定，即這些證據可以用于履行提交證據的責任，卻無法履行說服責任。

2.原被告可以在行政程序范圍之外舉證

原告需要舉證的程序事項晚于行政程序，因此其范圍不應受限。在實體方面，原告或第三人在訴訟過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實施行政行為過程中沒有提出的反駁理由或證據的，被告經人民法院允許可以補充證據。這一規定擴大了其舉證范圍。

3.法院可依職權取證而擴大當事人的舉證范圍

這種變化有兩類：一類是法院直接行使職權的取證。如鑒定專門性問題、保全證據及其他程序性事項，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等實體事項的，法院可依職權取證，即使當事人無爭議，法院也可以責令其提供或者補充有關證據。另一類是以當事人申請為前提的法院取證，對象為當事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夠提供確切線索的由國家有關部門保存而須由法院調取的證據材料，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證據材料以及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證據材料。法院的這些職權取證行為為行政程序中未出現過的證據進入訴訟提供了途徑，由此擴大了原被告的舉證范圍。

（三）舉證范圍的變化導致舉證責任的變化

舉證范圍的變化并非僅僅是舉證量的變化，不同程序中的證據范圍不同，容易引起證明對象的變化，可能產生新的爭議焦點，出現不同的證明責任分配，也即會導致證明責任質的變化。如在“陸虎”案中，法院未采信原告訴訟中新提交的證據，被告通過程序性防御即維護了自身利益，如果采信該證據，則必須進行實質性防御。第三人認為法院的審查限于行政程序而未在一審中舉證，完全依賴于被訴商標爭議裁定，但法院否決了被告的事實認定，使得處于不利局面的第三人在二審時提交的證據未被法院接受。再如在“圣象”案中，二審法院否決了一審法院對原告補充證據的采信，改判維持商標爭議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再審中再次采信了一審中原告補充的證據，改判維持一審判決，撤銷了商標爭議裁定。[3]可見，由舉證范圍的變化到舉證責任的變化，會影響原被告訴訟活動走向，左右訴訟權利行使，分化訴訟利益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