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傳統觀點

蓋因《民法通則》第三十六條的影響，關于法人行為能力的傳統觀點大體如下：

(a)   行為能力與權利能力一起發生和消滅，兩者開始時間和終止時間完全一致。

(b)  法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范圍完全一致，與其經營范圍相同。

(c)  法人的行為能力由其機關或代表人實現。

同時，基于法人行為能力與權利能力的高度一致性，學者徐國棟和梁慧星教授均認為，法人僅需權利能力制度即可，無須牽強比附自然人去研究法人的行為能力。似乎民事行為能力制度對公司法人而言沒有意義了。

對于上述傳統觀點，筆者有如下糾結的疑問：民事行為能力既已提至自然人和法人之上的上位概念，在對自然人和法人適用時，應遵循同樣的邏輯和標準，為什么在討論自然人之行為能力時著眼于理智、判斷力和意思能力等，而在討論法人時絕無該等蹤跡可循？又者，在討論自然人行為能力時無所謂“范圍”而言，但在討論法人行為能力時，為何總是強調行為能力與權利能力范圍一致呢？

而筆者在閱讀朱慈蘊教授著作《公司法原論》（2011年6月出版）時，頗為驚嚇的發現，該書把公司擔保、借貸、重大資產處置等經營行為，單獨列出并冠以“公司的特殊行為能力”（該書第十一章，見159頁）之名加以討論。這其中的理論基礎，筆者無從知曉，也不得其解。

（2）  法人之意思能力

筆者認為，既然民事行為能力關注和判斷標準是行為人的智力、精神等意思能力，且其表達的是一個事實問題的話，那么在公司法人場合，同樣應一以貫之地加以適用。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作為法人其存在所謂的“心智、精神等意思能力”問題嗎？

如同梁慧星教授所注意到的，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以對法人本質的理解為前提的。而如同筆者在《股東與公司關系之代理解讀》一文中所表達的，竊以為，公司法人的本質在于對公司自然人管理者（公司董事會、執行董事）意志之擬制，即將自然人的意志擬制為法人的意志。畢竟，沒有具體的自然人，法人無以形成其意思，亦無以對外表達其意思。而沒有擬制即無法人。

根據現行《公司法》，任何一家公司在設立時均存在股東（或股東會）、董事會（或執行董事）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東作為已經獨立的存在的民事主體，其與公司之間必然是相互獨立的關系（如同本人與代理人一樣），不存在人格被公司吸收的問題（盡管《公司法》把股東會作為公司的一個權力機關），那么公司所能擬制的意志只能也必然是股東以外的意思形成機關的意志，這個機關就是公司的董事會或執行董事。

那么為什么擬制的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意志呢？這是因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對公司而言不過是對外的意思表示機關，而非意思形成機關。沒有意思形成何以對外意思表示？這仿佛是自然人之大腦與嘴的關系。對于公司而言，董事會、執行董事之意志就是公司的大腦，而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嘴。所以，所擬制的必然是意思形成機關的意志，而非意思表示機關的意志。

實踐中，每一間公司均有其運行機制，確保公司的意思形成機關和意思表示機關能有效地運作。如果任何一名董事、執行董事或法定代表人發生死亡或變為無行為能力人，可隨時變更之，而不至于讓公司的意思形成或表示出現障礙。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因為公司的自我更新的機制，其“智力”始終處于良好狀態，其不大會出現無法形成或表示意思的情況，所以學者才會認為，行為能力制度對于法人而言無足輕重，可以省略不談。

易言之，公司法人系擬制擔任其管理機關之自然人的意志，而被擬制自然人因為可以隨時變更，因此公司法人之意思能力（亦即行為能力）絕大部分時候均處于完全行為能力之狀態。這顯然與權利能力范圍毫無關系。

（3）  公司法人無行為能力與公司僵局

上述分析表明，公司法人因為系擬制自然人之意志，且其可以隨時變更該等自然人，所以其通常均處于完全行為能力狀態。但這并非絕對的。

根據《公司法》規定，公司的意思形成和對外表示有其固有的路徑和鏈條，即股東（會）是最高的意思形成機關，這里的意思是概括性的寬泛的意思，通常是對公司的經營目的和目標等作出的意思；其次，股東（會）的意思被公司的董事會（或執行董事，下同）所接受、細化和執行，并進而形成公司的意思，當然這里體現了股東對公司董事會（亦即對公司）的授權；再次，董事會形成的意思，則通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公司的公章的形式對外進行意思表示。

上述關于公司之意思發生過程的三個層次中，股東（會）意思是原生性的，屬于代理關系中本人的意思，而公司董事會的意思源于股東（會）的意思，屬于繼受發展而來的意思，暫稱其為繼發性意思。這兩個意思之間的良性互動是公司得以正常運行和行為的前提條件。然而現實生活中，由于股東之間的問題、股東與董事之間的問題以及董事之間的問題，公司的意思形成鏈條出現運行機制失靈情況，從而導致公司無法有效地進行意思表示。易言之，此時公司喪失了意思能力，亦即喪失了其行為能力。

與自然人之行為能力相比較，作為組織體，公司的意思能力要不處于完全行為能力狀態，要不則處于無行為能力狀態，不存在所謂的限制行為能力問題。而一旦喪失了行為能力，對于股東而言，其設立公司的目的就落空，其當然有權解除與公司之間的代理關系，這一當然的后果就是解散公司本身。

來源：民商法律實務和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