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朱素萼，原本沒想過要做律師。她愛好書法和繪畫，于是想學藝術，為此，她還在蘇州的一所術學校，讀了一年書。

最終決定不以藝術為職業，原因是她發現，藝術家都很窮，如果以此為職業，她就永遠不能經濟獨立，就永遠要依賴他人。

在那個年代，為了做一個獨立的人，把自己的愛好完全拋棄掉，還是很值得稱道的。她那時候甚至想，自己這一輩子可能不會結婚了，因為按照傳統的三從四德觀念，這些都是影響她獨立的因素。

朱素萼沒有后悔自小做的這個決定。事實上，作為中國第二批律師，朱素萼做得非常成功。但另一個不結婚的想法，就沒有如愿。朱素萼后來還是結了婚，因為隨著時代巨變，她找到了“不影響獨立的婚姻”。

可對于自己的另一個決定，朱素萼就悔不當初了。

這個決定是，當一名作家。據她講，小時候，她讀了很多古書，到高中時，她又看了很多新時代的書和雜志。而從她的文章經常被貼在墻上這一件事情來看，她的底子不差，因為“很少有學生的文章會被選中貼在墻上”。　

當然，這件事，朱素萼是一直到了自己在“反右”斗爭中被困，幾年時間里無所事事才后悔起來。她說，如果選擇當作家的話，那幾年時間里，她可以呆在家里寫小說，出幾本書。

“我會養活自己”

朱素萼的父親，是清朝舉人，民國時，在常州城里做銀行經理。而母親，朱素萼說，只是“識幾個字”。

“我并非出自書香門第。”對于自己的家庭，1901年出生的她如此評價。

朱素萼認為，自己以及家里的七個兄弟姐妹都讀書，是因為父親思想很開放，認為男孩和女孩都應該讀書。朱素萼是三女兒，也是家里唯一一個讀了大學的女孩。

相比父親，文化程度很低的母親，原本理應思想不太開放的母親，至少也沒有太強求子女們堅守傳統。

朱素萼回憶，小時候，母親給姐妹纏足，也給她纏，但朱素萼明顯不樂意。于是，早上朱素萼的腳被纏起來，晚上她自己就已經給“松綁”了。

13歲那年，母親抱怨說，你不想裹腳，我就隨你，你將來別想嫁出去。對此，朱素萼似早有準備，她說，我嫁不出去，無所謂的，我不會吃你的，我會養活自己！

辛亥革命后的第四年，也是民國的1904年，朱素萼和她的姐姐一起，去了武進縣立女子師范學校。這是一所“洋學堂”，學生不多，有的父母覺得孩子在“洋學堂”會學壞。

不過，朱素萼沒學幾年就輟學了，原因是母親病了，希望朱素萼能在家陪著她。一陪就是好幾年，回憶起這些年，朱素萼說自己“挺不高興”。

“有一次，我的老師給我父母寫了一封信，問我為什么這么久了，還不去上課。我母親和姐姐試圖把這封信藏起來，不讓我看，但我發現了。讀了這封信以后，我哭了。”這之后一年，五四運動爆發，她決定離家出走。

朱素萼去了上海，在那兒先是讀愛國女中，接著讀了4年上海法學院（原名上海法科大學，系上海財經大學前身）。

“為什么女人就該被壓迫”

朱素萼覺得，自己小時候的這番性格，與見識了家里不少親戚命運有關。

“我看到親戚家里都是男人壓迫女人。”朱素萼的媽媽，有兩個妹妹，都嫁入了名門望族，但遭遇并不佳。朱素萼說，她們的丈夫賭博，吸鴉片，還和別的女人一起鬼混。

朱素萼知道這一切，因為這兩個阿姨（母親的妹妹）經常找母親哭訴。

“看到阿姨們的痛苦，我不禁想，為什么女人就該被壓迫，被虐待？她們不也是人嗎？清朝的封建制度還在，婦女就仍要受壓迫。哭過后，我對自己說，不，這不對。為什么女人要被欺辱？這就是為什么我選擇學法律。法律有什么用？保護女權，伸張女權。”

這是朱素萼在自己90余歲時，回憶這段時光的一段話。顯然，女權這個詞，是在五四運動后，才出現。

相比父親思想上的開明，朱素萼在思想上其實是更為徹底地與傳統做斗爭。一個例子是，朱素萼的二姐，因為只看了照片，未看真人，答應了婚約。等見到真人時，很不喜歡。

父親于是拍案而起說，去衙門抬她吧！但媒婆說，如果你不守婚約，你女兒就要坐牢。父親于是就退縮了，不得不兌現約定。這事若換了朱素萼，就鐵定不會嫁。

但在接受新思想之前，她的這番性格，只會被家人說成是倔強。就如同她對于自己離開學校，郁郁寡歡，但沒法表達。畢竟，在當時的年代，孝順父母是女兒的義務。

直到新思想進入她的腦海，她才開始用新眼光來審視當時的情況。問題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是“我應該履行自己的義務嗎？”而是變成了“我應該繼續受控于父母嗎？”離家出走，也是由于新思想的影響，而在此之前，這是以往的年輕女子從來不敢做的決定。

“專門為婦女提供法律援助”

朱素萼明顯為自己去上海的這個決定感到興奮，而這次移居，在很大程度上為她未來的獨立生活，提供了可能性。

她的二姐讀完了師范，留在了家鄉，又不情愿地被轎子抬走，陷入了包辦婚姻。相比之下，朱素萼在上海，可以“選一選”，而且她32歲時跟自己選的男人結了婚。

在當年常州這樣的小城里，違背婚約的女人，會被社會遺棄，這也是朱素萼的父親不得不強迫她姐姐完婚的原因。但是在“五四”后的上海，無數的年輕男女都逃出了包辦婚姻，在那里得到了庇護。

朱素萼是上海法學院第三或第四批女畢業生，比她早兩年畢業的學生，比如史良，是中國首任司法部部長，生前還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

1930年，朱素萼大學畢業，開始從事律師職業。在她印象里，她的女同學從事律師業的不多，除了她，還有一個。其他的，有的做了法官，有的直接嫁人。

據她回憶，那時候，她做律師的收入非常高。具體多高，可以從同時期另一位女律師鄭毓秀口中窺見一斑：辦大馬路（今南京東路）某房屋拆遷一案，收入為當時跑馬廳賽馬的頭獎。而當時，跑馬的頭彩，從最初的10萬元，漲至22.4萬元。

朱素萼徹底實現了小時候心中“幻想”的經濟獨立。不過，據她說，她又與別的律師不同，她不收窮人的錢。“一些辯護律師，如果你不給他錢，他是不會出庭的，他們每次出庭都要收兩百塊大洋。我從來沒有那樣做，史良也沒有。”

相反，朱素萼愿意主動提供法律服務。從上海律師公會留存下來的法律援助案例記錄來看，朱素萼專門為婦女提供法律援助，而當時在上海律師公會接受法律援助的當事人中，女性占了較大比重，尤其是那些被家庭拋棄的女性。

朱素萼不僅把自己看作新世紀的職業婦女－－女律師，而且也看作是婦女運動的活動家。

實際上，在大學期間，女權主義就已高潮。大學畢業后，朱素萼創辦了中華婦女國防會，擔任會長，還擔任了當時的政府婦女機構及上海婦女救濟聯合會的委員。

那時候，朱素萼30歲出頭，便和幾個女委員去南京請愿，希望政府給婦女更多的國會席位。這次請愿，因為抗戰不久后爆發，而成了泡影。

朱素萼于是毅然決定參加抗戰。她組織婦女收集衣物，幫助難民，還開了一門救援訓練課，組織女學生參加。據她回憶，那時學生很愛國，不需要動員，她們就自愿前來提供服務。

這期間，朱素萼接受了很多捐贈，這些捐贈，最后被用來購買衣服、香皂、牙刷、牙膏、毛巾、襪子等。朱素萼借了縫紉機做大袋子，把所有貨物都放進去，然后送到何香凝家，由何將貨物全部送給新四軍。

1938年，朱素萼創辦了《中國婦女》雜志，并擔任雜志編輯。她回憶，雜志也經常有投來的稿件湊不成一期的時候，她就自己寫，寫了很多。這本雜志，在1941年日本人占領上海公共租界后，就停了。實際上，根據《上海出版大事記》的記載，朱素萼還創辦了一份《婦女時代》的刊物，但只出版了一期。